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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者的重要職責就是尋找風險、識別風險、找到風險底線，在不突破底線的前提下，順應市場需求，最大限度地促進非銀機構發展，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

數月前，51歲的李伏安重回熟悉的銀監會，接任非銀部主任一職，開啟新的職業生涯。上任伊始，李伏安幾乎每天都能接到問候短信，“大家都讓我保重身體。”他理解同事和朋友問候之語背后的關切，近年來以信托為代表的非銀機構悄然崛起，其靈活而頗具創新性的特質得到了市場的認可，但潛在的風險也常為外界所關注，甚至偶有質疑之聲，監管壓力不言自明。

目前，我國非銀機構包括信托、財務公司、金融租賃、汽車金融、消費金融和貨幣經紀公司等板塊，經過多年發展資產規模迅速擴大。其中，信托公司68家，財務公司192家，金融租賃公司26家，汽車金融公司18家，貨幣經紀公司5家，消費金融公司4家。截至2014年11月末，六類非銀機構共313家，管理的資產總額20.19萬億元（含信托業務及財務公司委托業務等表外業務），實現凈利潤1093.35億元。

隨著我國進入經濟發展的“新常態”，一方面，對于非銀機構來說寶貴的機遇期已然來臨；另一方面，與經濟增速放緩以及結構調整相伴，行業的風險必將經歷逐漸暴露和釋放的過程。對于銀監系統老兵李伏安來說，在“新常態”下如何平衡好創新與風險、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系，促進非銀機構健康可持續發展，成為首要面對的問題。

日前，李伏安接受了本刊記者的專訪，全面而中肯地闡述了新形勢下非銀機構的發展與監管思路。采訪時已近下班時間，忙碌了一天的李伏安依然顯得精力充沛，深色休閑西裝，白襯衫，從事監管工作29年的李伏安，卻不乏學者氣質和思維。采訪期間，他總是習慣性停頓思考，喜歡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詮釋所思所想，每每講到興頭，還會順手為記者展示手機中日常經濟生活的照片，分享感受。其敏銳的市場化思維和廣闊的國際視野令人印象深刻。

對于非銀機構的發展和監管，李伏安有著清晰的認知和思考。出身經濟學專業的他對市場經濟有著更為深入的理解——“讓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整個社會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需求，需要我們進一步轉變監管思路，以實體經濟的需求來重新審視我們的監管導向。”李伏安表示，監管者的重要職責就是尋找風險、識別風險、找到風險底線，在不突破底線的前提下，順應市場需求，最大限度地促進非銀機構發展，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

李伏安認為，通過不同類型金融機構的差異化服務滿足實體經濟不同層次的需求、助推經濟轉型升級，將是金融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可以預見，今后金融體系將不僅是銀行的一枝獨秀，其他類型機構特別是非銀行金融機構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與“新常態”相伴，非銀機構也要積極轉變思維，在控制好風險的同時，貼合市場需求，尋找符合自身長遠發展的定位，打造專業化優勢。

此外，李伏安還與我們分享了他的一個理想，那就是通過努力解決長期以來困擾中國的魔咒——“富不過三代”。他認為，此種現象背后折射了中國財富管理不到位的問題，而這恰恰是信托未來發展空間所在。“如果大家一起努力建立起一套有利于中國未來幾十年乃至上百年財富管理的法律和制度，將對中國社會作出非常大的貢獻，這是我對信托未來發展和監管的思考。”

非銀崛起：新常態新機遇

“我認為，政府的職責包括兩點：一是要找到風險在哪里，是什么樣的風險，何種性質？風險底線是什么？這需要政府、監管部門經常檢討對風險的判斷和認識是否準確；二是要考慮底線設置是否合理？高了低了要隨時根據市場情況調整。”

本刊記者：近幾年，非銀行機構異軍突起，成為了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在金融中的比重越來越大，請您介紹一下我國非銀機構的發展情況？

李伏安：近幾年，我國非銀機構實現了快速發展。截至2014年11月末，六類非銀機構共313家，管理的資產總額20.19萬億元（含信托業務及財務公司委托業務等表外業務），實現凈利潤1093.35億元。其中，信托公司固有資產3235億元，管理的信托資產13.28萬億元，當年實現凈利潤393億元；財務公司表內外資產5.01萬億元，當年實現凈利潤480.39億元；金融租賃公司資產1.23萬億元，當年實現凈利潤156.94億元；汽車金融公司資產3260.94億元，當年實現凈利潤57.01億元；貨幣經紀公司資產6.43億元，當年實現凈利潤1.40億元；消費金融公司資產193.56億元，當年實現凈利潤4.61億元。

我們知道，一個地方的金融若發展不好，它的經濟通常不會太好；一個地方經濟發展得好，它后面一定有很好的金融支撐。可以說，發達的金融是一個地區、國家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發達”并非簡單指規模大小，而是專業細分程度以及市場深度。可以說，非銀機構的快速發展主要得益于兩方面：一是伴隨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市場對相關業務需求不斷增加，形成了堅實的經濟和市場基礎；二是非銀機構的發展獲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動，政府提供了相關的公共產品、政策、通道和準入審批，營造了較好的制度環境。未來非銀機構將會有更大發展空間。你會看到越來越多企業和個人需要通過信托管理財富；越來越多企業集團需要財務公司管理內部資金；越來越多企業和產業面臨轉型升級，通過金融租賃轉移過剩產能。

本刊記者：與市場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相比，監管部門作為“看得見的手”應該如何有效引導非銀機構的健康發展？您何看待創新與風險之間的關系？

李伏安：金融是一把雙刃劍，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職能非常重要，我國的金融業發展到今天，離不開各方面的監管和制約，正是平衡制約機制實現了金融體系的有效運轉。作為政府應該對市場有準確的觀察和實事求是的判斷。市場在哪里？監管規制、公共產品、服務是否跟得上？是否適應市場的需求滿足發展？這些都非常重要。如果監管過于寬松，就會導致行業發展超出市場需要，破壞金融的本質。我認為，政府的職責包括兩點：一是要找到風險在哪里，是什么樣的風險，何種性質，風險底線是什么？這需要政府、監管部門經常檢討對風險的判斷和認識是否準確；二是要考慮底線設置是否合理？高了低了要隨時根據市場情況調整。

這里要認清控制風險的最終目，我認為是為了最大限度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金融存在的目的就是通過金融杠桿支持實體經濟，在有效管控風險的前提下，就要放手支持和滿足實際經濟的需要。而不是說，風險底線守得越高越好，守完了就停在那，對有風險的創新一概否定。我認為只要在底線之上，創新就可以去做，風險和創新就是這樣的關系。

信托公司：做中國財富的專業管理者

“下一步我們要考慮修改《信托法》，核心是強調財產信托關系，授予財富管理者諸如稅收、財產繼承、財產轉移等制度安排，通過此類制度安排，把財富的轉移，由家庭一代人到一代人的轉移，變成社會轉移的過程。同時，還要進一步推動信托公司管理條例的制定，界定營業信托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

本刊記者：近幾年來，中國信托業經歷了狂飆突進式的發展，在經濟“新常態”下，您認為信托業將面臨怎樣的困境和挑戰？

李伏安：這些年信托確實發展得很快，現在最大的挑戰就是前一階段走得太快了，現在中國經濟要轉型，信托無論從體量還是速度都要降下來。體量大是很難降的，但是速度要降下來，這就會有結構調整和風險暴露的過程。信托在這個過程中需要管控好風險，這是當前的首要挑戰。

另一個挑戰是信托如何拓展新的業務空間和業務模式，我認為這個行業是有能力把握新機遇的。在經濟新常態下，經濟增長更趨平緩，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將進一步釋放。可以說，我國信托業發展潛力巨大，所以整個行業應該從簡單增值轉向保值傳承。在中國市場上，68家信托機構分布在我國30多個省市，平均每個省市有兩家信托機構。從人口來看，一個大省人口可以達到幾千萬甚至上億，小點的省份也有上千萬，每個省份有兩家機構去做，市場空間足夠大，競爭不會太激烈，但會有競爭。

本刊記者：那么，信托行業怎樣從商業模式和細分市場上實現新的定位？對信托業的轉型有何建議？

李伏安：未來信托發展的關鍵問題是如何轉型，一是要由過去簡單扮演通道角色拿銀行的錢投資，真正轉變為財富人士或機構的專業財富管理者，這個空間會很大。現在無論企業還是個人，這樣的財富管理需求越來越多。我國目前有240萬富裕人群，位居世界第二，私人可投資財富規模達到92萬億元，家族財富管理市場空間巨大。所以，國內市場容納這68家信托公司絕對沒有問題，下一步信托應該向這個方向轉型。二是鼓勵信托公司開展合規的直接股權投資業務，可努力探索參與私募股權投資，支持中小企業尤其是創新型企業融資需求；積極參與并購，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三是鼓勵信托公司開展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提升在業務中的話語權和服務質量；四是大力發展公益信托，通過在公益事業中引入信托模式，推動信托公司履行社會責任。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防控風險。信托公司的定位是幫財富人士進行專業的財富和投資管理。根據客戶不同的風險偏好和財富特點，為其提供“私人定制”的信托產品，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實現財富收益，做到專業的管理。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有能力幫助客戶識別風險；其次信托機構對市場和風險要有足夠的判斷力和管理能力，這需要靠機構傳承。所謂機構傳承就是信托機構每一名工作人員背后都有強大的體系和團隊來做支撐，否則任由20多歲剛畢業的小伙子再信誓旦旦、天花亂墜，也很難讓客戶托付身后事。客戶把一輩子掙的錢都交給信托機構了，如果信托機構無法管控好風險，自身都難以長久發展，怎么為客戶提供長久的服務？管控好風險一定是底線。

本刊記者：經濟“新常態”下，信托的監管思路將發生哪些變化？

李伏安：為了確保每一家信托公司管控好風險，我們有一些制度措施。比如銀監會此前出臺了《信托公司凈資本管理辦法》，該《辦法》出臺最樸素的想法是什么呢？不能說幾個人一分錢不拿就去辦信托公司，別人把幾十億資金交給信托去管，一旦投資造成損失，信托公司該如何負責任？如何防止意圖不軌的人亂用客戶的錢？這就需要信托有資本金。通常市場一般投資損失率不會超過20%，按此推算如果信托公司規模做到100億元，資本金就必須達到20億元，如果損失率超過了20%，信托公司把資本金填進去，打水漂就打信托公司自己的錢。客戶把財富交給你來管理就要負責任，不能隨便拿別人的錢去玩，要玩就拿自己的錢。

另外是信托評級的問題，全國一共68家信托公司在各地可以做業務。監管機構應該制定相應標準，告訴大家哪些機構是好的，哪些機構是壞的，不能讓行業自己亂評，否則就會亂套。所以，信托評級是必須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政府必須制定一套標準進行評級，然后向社會公布，這就是《信托公司監管評級與分類監管指引》出臺的初衷，實際上是幫助信托行業控制風險的一種資格安排。對評級好的信托公司在業務范圍和業務創新上應予以支持，評為一級的信托公司可自動獲得各種業務資格。對評級中等的公司，應深入分析，找到問題，及時提出整改措施。對評級低、風險高的公司進行有限牌照管理，限制業務范圍，加大現場檢查頻率和力度，問題嚴重的，要進行監管輔導或者強制重組。

前不久，銀監會出臺了《信托業保障基金管理辦法》，將由信托業市場參與者共同籌集非政府性行業互助保障基金，用于化解和處置信托業風險。這種機制的安排，有助于維護信托行業穩定，有效防范信托公司及其股東的道德風險。保障基金作為構建信托業的“安全網”，可將行業風險與政府有效隔離。下一步銀監會對信托的監管思路，會隨著市場需要和經濟發展來調整。伴隨時代的變化，信托公司面臨新的轉型，監管也需要與之配套，最終的目的就是為了讓信托業在國內經濟發展中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

我有一個理想，就是通過大家的努力解決一個長期以來困擾中國的魔咒，那就是“富不過三代”。一般來說，人窮則思變，發奮圖強，可以通過辛勤勞動創造、積累大量財富，成長為大家族。但在中國卻有“富不過三代”的問題，通常到第二代就開始揮霍財富，第三代財富基本就被敗得一干二凈。我一直在想，西方為什么不太會受“富不過三代”魔咒的困擾，原因與西方社會的財富管理和安排有很大關系。如果財富管理不到位的話就會出現此類問題。

家族繼承遺產和信托安排最大區別是什么？前者只是家庭成員財富的轉移，財富是否能造福社會完全取決于下一代人的能力。而后者通過設置信托財產，為后代設定相應額度的受益權，管理權則交給信托公司，負責財富的保值和增值，比如與信托公司約定經營一家酒店，把酒店打造成百年老店，這樣既可以保證財富的穩定和傳承，又可以造福社會。只要能得到《信托法》等相關法律制度的保護，財富可以很輕松地實現傳承。下一步我們要考慮修改《信托法》，核心是強調財產信托關系，授予財富管理者諸如稅收、財產繼承、財產轉移等制度安排，通過此類制度安排，把財富的轉移，由家庭一代人到一代人的轉移，變成社會轉移的過程。同時，還要進一步推動信托公司管理條例的制定，界定營業信托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

我們所處的時代，社會財富已經累積到了一定程度，為信托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機遇期。今天的財富是否能夠有效傳承下去，政府的規制建設、公共產品的服務能不能做到位非常關鍵。如果能建立起一套有利于中國未來幾十年乃至上百年財富管理的法律和制度，將對中國社會作出非常大的貢獻，這是我對信托未來發展和監管的一種思考。

財務公司：做專業化、特色化的“內部銀行”

“從國際發展經驗來看，國外一些財務公司已開始通過財務規劃集團發展，由財務公司根據財務數據判斷什么業務掙錢，什么業務不掙錢，然后對集團經營管理進行調整，財務公司由傳統的數據管理變成了財務治理和管理，成為企業集團的關鍵職能部門，變化很大，這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本刊記者：近年來，素有企業集團“內部銀行”之稱的財務公司展現出強大的活力，與商業銀行相比，財務公司具有哪些特色的金融功能和優勢？

李伏安：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企業集團開始壯大，在企業集團內部，出現拆借資金的需求和可能。對企業集團而言，需要建立低成本、高效率的管理體系，實現從依靠貸款的外延式發展到降低金融成本的內涵式發展。財務公司是可以有效降低企業成本的，經初步統計，一家財務公司平均每年可以為企業集團節省利差約8000萬-1億元，同時可以為集團盈利幾千萬元。入圍中國財富500強的企業，基本上走的都是集團化的發展模式，現在集團化的發展速度和財富增長速度都是幾何級的。我認為下一步財務公司應該加大發展，而且要成為企業集團的重要資產。

原來財務公司只在集團范圍內做業務，但實際上企業集團的資金可以通過產品、設備或銷售，與整個社會經濟體發生關系，也就是說財務公司可以成為集團與社會經濟體發生關系的支撐。下一步財務公司可以通過產業鏈提供金融服務，將產業鏈融資培養成為我國大企業集團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上的競爭優勢。有人會說，如果這樣財務公司就與商業銀行差別不大了，變成企業化的銀行了。所以這里要有一個度，就是相關業務能夠有效支撐企業集團發展的上下游企業。另外，財務公司也可以幫助企業做高級風險管理，做一些相關的衍生產品和投資。

我認為財務公司應有四個功能：一是提供貸款；二是內部結算；三是內部投資；四是統一對外借款，甚至是發債，幾家公司打包發債融資成本會低很多，這樣就發揮了企業財務公司的專業機構的作用。20世紀30年代“火柴大王”劉鴻生創辦的“劉鴻記賬房”就是企業財務公司的一個典型縮影，很好的發揮了財務公司的專業職能。

本刊記者：回顧歷史，諸多大型企業集團因在產融結合過程中對風險控制不到位而出現問題，在產融結合的運作過程中，您認為應如何有效識別、評估、控制風險？

李伏安：對于企業集團來說，財務公司也是一把雙刃劍。首先，如果能幫助企業集團管理財務資金，可以減少成本提高效率；但若出現定位錯誤，濫用集團資金可能會將風險傳導給集團，嚴重影響集團發展。目前，很多企業集團歸集了70%-80%的內部資金進行管理，資金流動全部通過財務公司，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能否有效管控風險很重要。其次，財務公司隸屬集團，應該集團百分之百控股，不能讓外部機構占太多股份，若是戰略投資者提供技術支撐，也是內部的，這樣就不會影響外部企業和行業。最后，是財務公司與商業銀行的關系，如果企業集團的財務公司出了問題，可能導致商業銀行受到影響，所以我們也要控制各家銀行在這方面的風險。

本刊記者：從國外發展經驗來看財務公司有不同模式，您認為國內財務公司的發展方向和定位是什么？國際上有哪些經驗可以借鑒？

李伏安：目前大多數財務公司根據企業現有的財務進行管理，從國際的經驗發展來看，國外一些財務公司已開始通過財務規劃集團發展，由財務公司根據財務數據判斷什么業務掙錢，什么業務不掙錢，然后對集團經營管理進行調整，財務公司由傳統的數據管理變成了財務治理和管理，成為企業集團的關鍵職能部門，變化很大，這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總的來說，是由被動的財務成本控制，變成主動管理和建議。回顧眾多國際集團的興衰，其中很多集團的衰敗不是因為產品業務，而是集團財務管理不善。同樣，一家優秀的企業，財務管理必然起到重要的作用，也必然是優秀的。比如匯豐銀行的后勤中心，專門負責管理財務成本，砍掉沒有必要的部門和業務，財務公司能夠為企業進行成本管理或者財務管理，財務公司有很大的空間發展。所以，財務公司下一步將成為企業集團參與全球市場競爭的重要力量，如果能實現這樣的轉變，中國的財務公司就不一樣了。

金融租賃公司：充分發揮“逆經濟周期”作用

“在當前中國經濟‘新常態’背景下，傳統的金融服務方式面臨一些挑戰，應該充分把握利用金融租賃對于推動當前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特色優勢。”

本刊記者：近年來，金融租賃公司實現了快速發展，但同時在業內有這樣一種聲音，認為金融租賃是在做類信貸業務，您是如何看待這種聲音的？在您看來，金融租賃的本質是什么？優勢是什么？

李伏安：金融租賃是與實體經濟結合最為緊密的融資方式之一，是對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一種積極響應。有人會問，企業貸款買設備和買一個設備租給企業，企業都拿到了設備，區別是什么？首先，租賃的費用更低一點；其次，對商業銀行有好處。如果商業銀行貸款給企業，企業經營不善破產了，必須經過破產清算。通過金融租賃的方式，企業破產后設備銀行可以直接拿走，主動權在商業銀行手中；最后，對小微企業有好處。對小微企業來說，從銀行融資比較困難，如果采取租賃的方式，只要預期產生的利潤覆蓋租金就可以，行情不好可以退出，設備轉租給別人。

可以看出，租賃最大的優勢是能夠靈活盤活資產，在歐美國家租賃是僅次于銀行信貸的第二大金融工具。李克強總理在視察金融租賃公司的時候明確指出：金融租賃行業是一塊新高地，國家要培育這個行業發展起來。現在的金融租賃進入了非常好的發展階段，在當前中國經濟“新常態”背景下，傳統的金融服務方式面臨一些挑戰，應該充分把握利用金融租賃對于推動當前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特色優勢。美國2009年爆發金融危機，當時美國市場的經濟指標都在往下走，但金融租賃獨樹一幟，帶動了美國經濟的反彈。并從2009年開始，延續到2010、2011、2012年連續三年創新高。這與租賃行業的特殊性有關，它具有“反經濟周期”性，在經濟下行的情況下，對租賃行業來說反而充滿了機遇。

從監管層面，下一步銀監會將通過國務院與商務部進行協調，盡量統一、規范、實現一體化監管，形成基本一致的規則。有些人說，對租賃的監管能不能松點。你拿自有資本做租賃公司，自由度相對大些。但如果錢是從銀行來的，沒有限度的經營就會產生風險。所以，對租賃的監管是必要的，底線就是不能造成行業性、系統性的風險，不能把風險外部化。一方面，租賃公司內部要用資本金制約，用自有資本進行制約，用杠桿倍數限制業務；另一方面，對從銀行外部融資要有一定的控制措施，這是我們下一步要監管的內容。

本刊記者：金融租賃集融資與融物為一體，未來金融租賃在扮演融資角色的同時，如何更好地發揮資產管理人的作用？

李伏安：金融租賃除了具有融資融物的功能，更重要的是扮演租賃設備的資產管理人角色，因為這個設備是租賃機構的。很簡單的道理，比如租賃公司購買飛機后租給航空公司使用。融資租賃和金融租賃的區別是什么呢？金融租賃模式中，設備永遠是租賃機構的，最后是否讓渡所有權，需要根據價格來定。融資租賃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先收租金，到期后以1塊錢象征性的賣給對方。比如設備是30萬，先收租金，租滿3年后，設備以1塊錢象征性賣給使用者，實際上設備還可以再使用3年，使用者當然愿意接受租賃這種方式，比貸款買還便宜；另外一種情況是租用3年以后，設備賣給其他人。那么這種情況下，設備的使用與保護是一個問題。比如，如何保證正在使用飛機的航空公司好好維護飛機。比如10架飛機租給不同航空公司，損耗程度不一，那么租賃公司就要當好租賃資產管理人的角色。租賃公司就要懂得經營和管理飛機，要具有經驗豐富的飛行員和技師；要定期不定期地去飛機場查看，保證飛機的價值能夠最大限度地維護和延續下去。

本刊記者：租賃的快速健康發展離不開政策支持，您認為從大的政策環境來看，還有哪些相關政策和法律需要完善？

李伏安：租賃需要相關法律的保障，其中保護租賃物的權益非常重要，租賃物的獨立性一般來說比商業銀行貸款要強，但實際情況是，在法院的審判過程中，抵押財產能夠得到的保護權，租賃產權卻無法得到。比如，將房屋抵押給銀行貸款，如果出了問題，銀行是第一受償人；從租賃物來看，租賃機構是絕對的第一受償人，卻不如銀行抵押物受法律保護程度高。所以，一方面說明法律保護程度不夠；另一方面說明有關機構對租賃行業認識不夠。國家應給對租賃設備有足夠的保障權，明確租賃設備的所有權，并有相關法律保護。下一步我們將爭取出臺《金融租賃法》，以厘清融資租賃各方的權利義務關系。同時，推動建立全國統一的融資租賃登記系統、完善融資租賃財稅政策、拓寬金融租賃公司融資渠道，提升金融租賃行業對國民經濟的滲透率和行業覆蓋率，幫助企業把沉淀資產變成“活資產”。

另外，也要統籌研究金融租賃的財稅政策。所得稅改革方面，從國際經驗來看，美國及歐洲一些國家市場滲透率達到20%、30%，稅收方面的政策發揮了重要支撐作用。在我國，對于出租人和承租人“由誰計提折舊”，稅務和會計上采用同樣的分類標準，不利于發揮金融租賃的稅收調控作用。實踐表明，側重于由出租人計提稅務折舊，更加有利于激勵金融租賃交易的達成，從而促進宏觀調控目標的實現，我國相關財稅政策有待改進。

汽車金融公司：提升金融服務增強產業競爭力

“汽車金融公司的大力發展，正在逐步改變汽車產業的傳統觀點，從僅關注汽車制造，以簡單的降價手段提升銷售的局面，轉變為汽車制造、銷售與汽車金融的有機結合。”

本刊記者：歷經十年發展，汽車金融公司由最初的3家逐步增加到18家，總資產規模從2005年到2014年一季度，增長了近47倍。未來我國汽車金融將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

李伏安：雖然我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汽車銷售大國，但我國仍主要以造車和賣車獲取利潤，汽車金融的發展還不夠。實際上在國外，汽車集團的利潤并非主要來自于造車和賣車，而是來自于汽車金融。包括福特和通用等在內的國際大型汽車集團的整車制造、銷售利潤同比增幅放緩，甚至有所下降，但其金融板塊業務規模快速上升，利潤水平大幅提高，通過汽車貸款買車的比率已經達到的30%-40%，甚至更高，并且增長非常快。汽車金融公司的大力發展，正在逐步改變汽車產業的傳統觀點，從僅關注汽車制造，以簡單的降價手段提升銷售的局面，轉變為汽車制造、銷售與汽車金融的有機結合。這說明：第一，觀念變了；第二，服務變了；第三，能力變了；第四，消費群體變了。

汽車金融公司當前發展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防止詐騙，比如某個人用汽車貸款購買了一輛奔馳，正好他朋友奔馳汽車的零部件壞了，這個人把車上能換的零部件都交換了，最后由于無法償還貸款，汽車金融公司把奔馳開走了，但是這時零部件已經被換掉了。這是最典型一個詐騙案件。汽車金融公司關鍵是要著重做好欺詐風險的防范，重點有三方面：一是騙貸款；二是把汽車開跑了；三是汽車上的零部件換掉了。

另外，就是對市場進行拓展。從消費者的角度和汽車經營風險控制的角度來看，汽車金融公司需要界定好哪類人適合買車，汽車應如何管理，哪些地區的人比較講信用。從廠商角度來看，對世界上所有大型汽車生產商來說，汽車金融已經成為其主要利潤來源。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汽車廠商，如果想在國際上營銷自主品牌的話，沒有汽車金融手段的支撐，就無法與國際汽車生產商競爭。所以我國從汽車大國，變成汽車強國，汽車消費金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消費金融公司：打造消費金融信息平臺

“我們2015年準備繼續擴大金融消費試點，對新增的試點城市至少有一個倡導性的條件，哪個地方政府能夠整合并提供相關信息，哪個地方就可以先做消費金融試點。”

本刊記者：從2009年消費金融破冰至今，消費金融已廣泛進入尋常百姓家，成為刺激我國消費的重要金融手段，但也遇到一些突出的瓶頸，比如資金成本高等，您認為未來應如何打破消費金融的發展瓶頸，促使其更好成長？

李伏安：消費金融主要模式和任務是瞄準低端。我們知道金融成敗的關鍵是信息，消費金融也一樣，中國13億人口，貸款給哪類群體能掙錢，哪個群體會虧錢，這些基本上通過信息可以確定下來。而且很多相關信息已經存在，比如是否按時交水電費，能否按時繳納個人醫療費，是否欠電話費。只要把這些信息收集全并進行分析，就能確定哪些人可以貸款，哪些人不行。但是由于我國征信系統不完善，此類信息收集非常不容易。通常，消費金融公司要到處發宣傳冊營銷，如果一旦有人申請貸款，就需要消費金融的工作人員去核實對方的信息，比如住房、用電、收入等情況。很可能看了10個潛在客戶，只有3個人適合發放貸款，最后3個人分擔了10個人的工作成本，利息就會很高。

捷信消費金融公司的例子值得關注。目前捷信消費金融公司的消費信貸客戶已將近100萬人，其中近70萬人在央行的征信系統中沒有記錄，完全靠捷信的工作人員到現場收集信息。70萬人中基本有30%以上的拒絕率，貸款發放率只有30%-40%，也就說只有調查近210萬人，才能找到70萬人發放貸款。既擴大了消費，又控制了風險，從這個意義上講，捷信對擴大中國消費作了很大貢獻。

所以對于消費金融來說，關鍵問題是降低獲取客戶信息的成本。這需要地方政府提供一些公共產品，把稅收記錄、用電記錄、水電費記錄、房租記錄、家庭地址和就業等信息整合到個人名下。如果將來有查詢需要，只要一點經過核實的信息即可，消費金融公司就會節約大量成本。我們2015年準備繼續擴大金融消費試點，對新增的試點城市至少有一個倡導性的條件，哪個地方政府能夠整合并提供相關信息，哪個地方就可以先做消費金融試點。

本刊記者：您認為政府應該如何提供相關支持？有何建議？

李伏安：現在央行做了一件好事，就是不只自己管理征信系統，也開始管理征信市場，對外開放了征信系統和機構，社會上可以發起征信機構，這是很好的事情。我們下一步要允許消費金融公司以及消費金融公司的聯合體，自主創辦新的、基層的、草根的征信系統。比如20家消費金融公司，如果一家調查300萬人，10家就調查了3000萬人，這3000多萬人的信息放在一起，以后就不需要重復調查了。可以持續地進行信息更新，直到潛在貸款人符合貸款條件了就可以貸了。這個系統信息匯集起來數量非常大，而這些信息今后可能與央行征信系統形成很好的互補。

我們的倡導是：一是首家社會征信機構應該向民間放開；二是應該建立不同級別、不同目標客戶的征信系統；三是建議消費金融公司組成行業協會或由幾家大型的消費金融公司出資，組織征信公司，實行會員制。但重要的前提是，各地方政府要理解這個想法，哪個地方政府率先共享當地居民的消費和個人信息，主動保證在2015年底將信息全部匯集起來，凡是有政府承諾的，我們就明確支持可以在這個地方試點開設消費金融公司。消費金融就是要找信息，就是要控制風險。下一步消費金融要贏得健康發展，必須獲得需要社會和政府的支持。

貨幣經紀公司：做好金融市場的“潤滑劑”

“未來，貨幣經紀公司要積極參與金融市場創新產品的制度設計和試點，不斷提升技術和競爭力。下一步銀監會將與人民銀行、外匯管理局等多個部門進行協調，爭取早日達成監管共識。”

本刊記者：與其他非銀機構相比，貨幣經紀公司較少為人知曉，您能大概介紹一下嗎？它在我國金融體系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李伏安：通俗來講，貨幣經紀公司的角色就是“金融信息掮客”，是專門從事金融機構間資金融通和外匯交易經紀服務的非銀行金融機構。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貨幣市場、債券市場、外匯市場、衍生品市場規模迅速擴大，市場深度不斷增加，投融資主體日趨多元化。作為橫跨上述四個市場的專業、高效的中介服務機構，貨幣經紀公司充分發揮了“市場潤滑劑”作用，為促進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貢獻了巨大的力量。經過9年的發展，我國貨幣經紀公司逐步發展壯大。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末，行業資產總計6.19億元，較2006年增長約24倍。

從世界范圍看，我國貨幣經紀公司的家數遠遠不夠，迪拜一個地方有上百家貨幣經紀公司，參與全球的資金撮合交易業務。可以說，中國市場有很大潛力，從長遠來看，我國貨幣經紀公司發展前景非常樂觀，據預測2016年我國債券市場規模可達到70萬億元，外匯即期市場規模可達10萬億美元。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加速，國內債券市場和外匯市場的參與主體將進一步豐富，人民幣兌外幣產品將不斷創新，市場深度與廣度將持續提升，貨幣經紀公司將在建立聯接國際金融市場的通道中扮演重要角色。未來，貨幣經紀公司要積極參與金融市場創新產品的制度設計和試點，不斷提升技術和競爭力。下一步銀監會將與人民銀行、外匯管理局等多個部門進行協調，爭取早日達成監管共識。

非銀與銀行：互相促進合作共贏

“非銀機構離不開商業銀行對其客戶的主體核心支持，同樣商業銀行僅有主體核心支持是無法滿足客戶多元化需求的，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商業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一定是合作共贏的局面。”

本刊記者：您是如何看待非銀機構與商業銀行之間的關系？如何實現兩者之間共贏？

李伏安：所謂金融服務實際上是金融機構滿足個人、企業的綜合需求，從發行股票、債券、財富管理，到為上下游產業鏈提供資金支持，都是如此。目前來看，商業銀行仍然是主要金融服務的提供者，但商業銀行只靠信貸這種單一產品，無法滿足市場日益多元化的服務需求。同樣，非銀機構離不開商業銀行對其客戶的主體核心支持，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商業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一定是合作共贏的局面。

但這里有一個底線：一方面，商業銀行最大限度發揮其作用；另一方面，非銀行金融機構也要最大限度發揮其特點，提供更加專業化的服務，將成本降到最低，這才是非銀的意義所在。比如，財務公司為集團企業提供內部銀行的服務，實際上商業銀行也可以為企業集團提供相關服務，幫企業完成現金收付、存貸款等業務。如果財務公司從管理效率、專業水平、供應程度、管理成本控制等方面，無法提供比商業銀行更優質的服務，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對非銀機構來說，一是有效發揮自身特點和專業性；第二是確實把成本降下來，這是最根本的底線。下一步非銀金融機構的發展也存在市場飽和度的問題，比如企業集團發展到多大規模才能成立財務公司，都要看它有沒有足夠的生存空間，是否有能力拓展新的發展空間，這是政府所要掌握的有關效率、市場和創新的底線。

本刊記者：目前，越來越多的企業有多元化的經營需要，比如汽車制造企業既有成立財務公司的需要，又有獲得消費金融牌照的需要，您如何看待多元需求下非銀牌照的運用？

李伏安：非銀行金融機構包括六大部分，從管理來講分屬于不同的板塊，業務性質有一定區別，但對于消費者或者企業來說有綜合業務的需求，所以可以適當對非銀機構的兼營業務提高一定容忍度。比如宇通客車，之前獲批成立了一家財務公司，每年節省成本可達7000萬到1個億。但后來發現，盡管很多學校需要校車，卻無法一次性支付現金購買，但每年收學費付租金或者消費金融分期付款完全可以，宇通客車就需要汽車租賃業務和大轎車的消費信貸業務。作為財務公司，若還能拿到汽車消費金融和租賃牌照就挺好。但不是拿三個牌照，設三個公司，否則就不符企業集團財務公司的規模效應了。所以，牌照可能要適當多元化一點，業務范圍適當寬泛一點，即單一牌照業務的適當交叉，關聯業務的適當交叉逐步有所嘗試。

為什么大型企業集團有多元化經營的需求？一是企業發展到了這個階段，需要這樣的內部管理；二是他們原來在某一個實業領域，市場占有度已經差不多了，但它有很多資金和資源，有分散行業集中度的需要。比如石油公司的加油卡，在全國發了近億張卡，都是預付款模式，后來發現，客戶基本是在3個月以后才加完油，每個月可以拿沉淀的資金去做投資，比銀行存款利率要高得多。后來一想，自己做個銀行不就完了？于是就有了投資昆侖銀行。金融本來是為了實業企業服務，當實業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也會向金融領域進軍，產業就會發生變化。所以，非銀機構也有可能成長為銀行。這個過程中，風險控制非常重要。在企業集團、實業集團金融化的過程當中，應學習金融知識，通過分析典型機構的經歷，吸收經驗教訓，從而形成對金融風險和生命周期的全面預警和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