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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11月15日，標志著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藍圖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文公布，為此后十年中國的全面改革奠定了基礎。《決定》所闡述的改革理念和所確定的改革目標必將在今后很長時間內對中國的經濟、社會領域產生深刻的影響。那么十八屆三中全會對于正站在十字路口的信托業來說，預示著哪些機遇，而信托業又面臨哪些挑戰呢？

《信托法》頒布以后，信托業從2002年的幾百億元規模發展到2013年9月底的管理信托資產規模超過10萬億元，超越了證券業、基金業和保險（放心保）業，成為僅次于銀行業的第二大金融子行業。信托業十余年來的發展基本上是從無到有，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在高速擴張。信托業高速發展與其橫跨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和實業的特許經營牌照價值、滿足不斷增長的富裕階層的資產保值增值需求、能夠創新業務滿足其他同業金融機構規避監管的需求密不可分。信托依靠“三板斧”在市場中拼殺的一個重要前提是我國緩慢推進的利率市場化進程。可以說，信托業上一輪擴張靠的是牌照優勢和利率市場化進程中所培育的各類主體的需求。三中全會以后，中國經濟、金融改革藍圖已經繪就，信托業能夠在未來十年實現第二次騰飛嗎？就此記者采訪了西南財經大學信托與理財研究所所長翟立宏。

記者：三中全會以后，伴隨著經濟和金融各種改革的展開，信托業所面臨的挑戰有哪些？

翟立宏：首先是利率市場化將擠壓信托同業合作的套利空間。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一個重要改革便是穩步推進要素價格市場化，具體到金融領域便是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利率市場化會造成一個后果，即過去信托依靠滿足其他同業金融機構規避監管的需求而獲取資金和利潤的模式不可持續。我們過去曾經講過，如果利率市場化進一步推進，金融市場的定價基礎會進一步明確和一致，金融機構通過跨行業跨市場的合作方式進行監管套利的操作手法也就走到了盡頭。而現在信托業承接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資金而開展的業務在所有業務中占大頭，2013年三季度末，單一資金信托在總信托資產中占比為71.28%，足以說明同業業務對信托的重要性。另外，在利率市場化未完成之前，監管層也意識到分業監管所帶來的弊端，開始從法規上規范金融機構之間的監管套利。

其次，牌照優勢也將不復存在。從2012年四季度開始，券商、基金和保險也先后加入資產管理領域，開展“類信托”業務。以后不單是信托公司擁有橫跨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和實業的特許經營牌照價值，券商、基金等金融機構同樣可以通過定向資管、子公司等橫跨多個領域開展業務。在同質化競爭面前，信托業的牌照優勢將不復存在。

再次，信托公司的傳統優勢業務面臨調整。房地產信托和基建信托是信托業最為重要的兩類融資業務，而《決定》的相關改革措施或許將倒逼信托公司對現有業務進行調整。對于房地產市場來說，《決定》中的“一般性轉移支付增長機制”和“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將一定程度地緩解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壓力，“賣地”的需求就沒以前那么迫切了，所以以往控量保價的操作模式可能會改變。《決定》中的“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表明農村建設用地也將對城市建設用地形成一定程度的替代，住房建設用地總的供應增加。而《決定》中“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并適時推進改革”的相關政策，使得房地產投資的持有成本增加。三條有針對性的舉措，將擠壓房地產業的暴利空間，使房地產的發展回歸到合理軌道，對信托業的影響便是，房地產信托的高收益空間也將壓縮，產品對投資者的吸引力自然將下降。對于地方政府融資，《決定》中允許地方政府通過發債等多種方式拓寬城市建設融資渠道，對信托融資的依賴度會下降，也將在一定程度中沖擊信托公司的基建信托業務。

記者：信托公司所擁有的機遇有哪些？

翟立宏：第一，提供綜合性的金融服務，提升核心競爭力。其實我國長期以來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不但降低了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提高了投融資渠道的交易成本，其另一個影響是使得“通道金融”變了形，變成了單純的融資渠道。我們曾提出過一個說法，即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是金融體系的兩個輪子，基于信托制度的理財業務則是連接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輪軸。當兩個輪子大小不一樣時，輪軸便是傾斜的，成了套利的工具，只有金融體系這兩個輪子均衡發展，基于信托制度的理財業務才能夠真正回歸它“受人之托，代客理財”的本質。《決定》明確要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推進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多渠道推動股權融資，發展并規范債券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重。這意味著，股市、債市都將迎來發展良機，金融體系的兩個輪子將均衡發展。信托公司在這一重大變革面前可以充分發揮其制度功能，為客戶提供綜合性金融服務，提升自身核心競爭力。

第二，富裕階層的擴大為信托公司向財富管理轉型奠定良好基礎。《決定》將對民營企業家財產權的保護提高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稱“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這為處于迷茫時期的富裕階層指明了道路，也為國內的財富管理行業保留了寶貴的客戶資源。而且，隨著經濟的增長，富裕階層的人數和資產還將進一步擴大。據胡潤富豪榜披露，截至2012年底，中國內地千萬富豪(含億萬富豪及以上)人數已達105萬人，比上一年增加3萬人，漲幅3%。這些客戶資源是信托公司向財富管理轉型的客戶基礎，巨大的市場規模必將催生更多差異化的創新，這對善于創新和突圍的信托公司來說似乎并不是難事。

第三，新興產業與民營經濟投資有望啟動新的信托業務增長點。《決定》中對于土地、醫療、文化、生態環境的改革的論述揭示了這些產業的投資機遇，也為信托公司發揮自己的制度功能積極參與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另外，簡政放權和放寬投資準入也為民營資本發展提供了一個出口，信托公司也可以在服務民營資本擴張過程中豐富自己的業務種類，積累投融資服務的相關經驗，這對信托公司來說也都是寶貴的發展機遇。

此外，資本項目的開放也為信托公司積極參與離岸金融的發展提供了歷史性機遇。國內資本的國際化擴張也需要信托制度的靈活設計來保駕護航。

總之，信托業已經邁過了跑馬圈地、做大規模的初級成長階段，未來應當根據歷史所提供的機遇審時度勢，順勢而為，培育自身的核心競爭力，真正服務于廣大投資者和實體經濟。